正如球队会给予明星球员，也许会很不羁，更高额的报酬一样，垄断行业员工收入远超社会平均收入的现象其实并不仅仅是由于垄断企业能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么简单。

 

明星球员能获得更高额的报酬，似成公识。然而，其与普通球员甚至是优秀球员的巨大收入差距，却不是那么容易解释。仅仅从衡量具体比赛的贡献度的来看，过高的差距显然是不合理的，一场或多场比赛，英雄固然重要，但没有相匹配的高质团队，却是万万不能。

 

但如果从其明星效应带来的附加值来看，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更高的收入，会带来别的想加入球队的明星球员的收入预期，吸附更优秀的球员，并鼓励有成为明星球员潜质的优秀球员更加敬业，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能形成良好的长效机制，奠定球队取得好成绩的基础，从而带来俱乐部更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明星球员还能充分带动媒体的关注，并能成为球队的一个象征和群情众爱的载体，有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把社会比诸于球队，垄断企业比诸于明星球员。不容否认，由于官方非官方的垄断条件，某些行业能获得更高额的垄断利润，因此能为其高额员工收入买单。然而，垄断行业在另一方面，也是高贡献度，高绩效的代名词，在其与国民经济一起成长的各个时期，它们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广泛解决了就业。高收入一方面是对其员工社会贡献度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容量被人忽略的方面，却是对社会分配及员工薪酬的示范作用。

 

高绩效，不一定会带来高工资，然而，给予高贡献度和高绩效超越同侪的工资，却能给社会一种良好的激励和正确的预期，这也是推动社会迅速向前发展，打破低水平增长均势的重要一环。

 

如何衡量高额收入的合理性与公平性，除了空喊差距与简单地考量公平，显然还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刚好看到一篇好报道，也摘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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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何时能过奢华生活

文/仲大军 21世纪经济报道第512期 2006-8-26

 

不久前,报刊披露某电力企业一抄表工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舆论一致谴责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然而舆论对这样一条消息却默不作声: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这个抄表工人的217倍!

舆论质疑该名工人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人是国企的职工,而这是个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对于行业垄断利润、垄断福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国有企业能给一名普通工人10万元的工资,而一些私营企业却发不出来?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利润率低吗?

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如果说效益不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豪宅?假如把老板奢侈消费的钱拿来给工人们发工资,工人们的工资能那么少吗?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只有垄断企业才有暴利,其实,很多竞争性企业也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有暴利。但在那些企业里,即使是赚着了钱,大部分利润也流不到普通员工手里。

所以,先不要对年薪10万元大惊小怪,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向10万元的工资水平看齐。

有报道说,目前12家中央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在6-7万元之间,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于是,央企成了被舆论批评的对象。人工成本6-7万元,平均月收入也就是五千多元,如果是全国工资水平3.5倍的话,那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月收入为1400元。这一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广大的工薪者来说,高还是低?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衡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以上,高的达到60%。目前,我国城镇工资收入者的总人口大约有2.5亿人,以每人每年1.7万元的工资水平计算,总的工资收入约为4.3万亿元,约占2006年GDP20万亿元的21%。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如果使全国的工资收入达到占GDP的35%,以2006年计算,就是拿出7万亿来进行分配,2.5亿工资收入者的年收入水平将达到2.8万元。如果将GDP的40%那来进行分配,那么工薪者的年工资水平将达到3.2万元。 但由于在收入分配中,资本拥有者或经营管理者拿得多,员工拿得少,真正落到普通职工手中的工资额会变得很少。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落差。

当前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企业利润正在被资本所有者和财政大量拿走,被高管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都被精英们占了,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今年底,我国的财政收入将达到4万亿元,占GDP的20%,扣去工资收入和财政收入,剩下的GDP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当然,影响工资收入的重要原因还有财政税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国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

所以,收入10万元,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政治目标。国有大企业率先进入这一水平,既有不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作者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